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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树春深更著花

作者:苗德岁    发布时间:2019-07-05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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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从细胞到文明,社会的深层起源》,[美]爱德华·威尔逊著,傅贺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5月出版

本文题目出自顾炎武的名句,现在一般用来赞美人到暮年,依然雄风犹在、壮心不已。在我心目中,爱德华·威尔逊是最不负“老树更著花”这一美誉的。他今年刚好90岁,自1996年从哈佛大学教职上退休以来,老当益壮、勤勉著述、新作迭出,至今已出版了16本书。他的新著《创世记:从细胞到文明,社会的深层起源》(下文简称《创世记》),即是他退而不休后的第16本书(也是他学术生涯中的第32本书)。“著作等身”这一成语用在威尔逊身上,不再是一种比喻,而是实情描述。

比起他之前的诸多鸿篇巨制,这本新书只是不到150页的“小书”;而这种“大家小书”,又恰恰是他在一生丰富的学术积累基础上,厚积薄发、充满深度哲思的“大书”。

在本书中,威尔逊回到了他的成名作《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的主题,进一步探讨我们生而为人不免常常思考的问题:究竟何以为人?在亿万年来地球上所有生存过的众多物种中,为什么唯独我们达到了“万物之灵”的智力高度,并形成了如此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对此,他毫不畏惧地表达了他一贯的达尔文主义科学思想与综合理论:所有的宗教信条与哲学问题,皆可解构为纯粹的遗传与演化组件;人类的肉体与灵魂均有其物质基础,因而完全遵从宇宙间的物理和化学定律,绝不是超自然的。

因此,若想充分理解人类行为和社会的深层起源,我们还必须深入研究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的演化历史。

鉴于此,威尔逊在本书“引言”中写道:“事关人类处境的一切哲学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三个: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最终要到哪里去?第三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命运与未来。然而,要回答第三个问题,我们必须对前两个问题有准确的把握。总体而言,对于前两个涉及人类历史以及人类出现之前更古远的历史的问题,哲学家们缺少确凿可证的回答,于是,他们也无力回答事关人类未来的第三个问题。”坦率地说,我尤其认同这段话,因为长期以来,我对哲学能够指导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这一“神话”,一向持怀疑态度。

威尔逊还指出,长期以来,对人类的由来及其存在的意义,解释权都为宗教组织所掌控。地球上有4000多种宗教幻想,形形色色的宗教幻想带来了纷繁的部落意识,而部落意识又正是“人类的起源方式带来的一个结果”。

直到19世纪下半叶,达尔文开始把物种起源(尤其是人类起源)的“整个主题带进了科学探索的视野,并提出了人类是非洲猿类的后裔”。实践证明,达尔文是人类观念史上最伟大的创新者,他的生物演化论对旧观念的颠覆是“石破天惊”的。

此后,神学家们赖以支撑门户的“创世记”便难以自圆其说。诉诸神灵来解释世上万物的由来、我们何以为人以及如何行事等“自我认知”说法,不再令人信服。此外,100多年来,由于古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演化生物学和神经科学这5个领域里全球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使“我们具备了相当充分的知识来回答人类的起源问题,包括起源的时间和方式”。正是这些科学进展,促使威尔逊信心十足地撰写了这本“科学的创世记”,向大家讲述无比精彩、真正的人类起源故事。

本书的前半部包括三章,分别是:寻找创世记;演化史上的大转变;大转变的两难问题及其解决之道。

首先,威尔逊“粗线条”地大笔勾勒了生物演化的宏观图景,带领我们重温了以自然选择为主要机制的达尔文理论以及基因突变提案、环境筛选、表型可塑性演化等新达尔文主义(又称作达尔文理论与孟德尔遗传学相结合的“现代综合系统学”)核心概念。他强调指出:“科学家认为,演化不只是一个理论,更是一个已被确证的事实。通过野外观察与实验,科学家已令人信服地证明,自然选择作用于随机突变,正是演化实现的方式。”

接下来,他追踪了长达几十亿年的生命演化史,其如椽大笔一挥,浓墨重彩、举重若轻,令人叹为观止:“地球生物历史始于生命自发形成的那一刻。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生命先形成细胞,再形成器官,又形成组织,最后,在过去两三百万年里,生命终于创造出了有能力理解生命史的生物。人类,具备了可无限拓展的语言与抽象思维能力,得以想象出生命起源的各个步骤——‘演化史上的大转变’。”

他进而指出,这些“大转变”依次为:1.生命的起源;2.复杂(真核)细胞的出现;3.有性繁殖的出现,由此产生了DNA交换与物种倍增的一套受控系统;4.多细胞生物体的出现;5.社会的起源;6.语言的起源。

有趣的是,为什么是“6”而不是另一个数字?同以人类为视角,为什么“脊索的出现”“颌的出现”“脊椎动物登陆”“羊膜卵的出现”,抑或“人类的起源”等,不能算作同等重要的“大转变”呢?这不禁让我想起布封在划分地球历史的自然分期时,也是用了“6”这个数字,恰恰与《圣经·创世记》中上帝用6天创造了世上万物不谋而合。或许,“6”这个神奇的数字真是“天生”地进入了我们的潜意识(在中国文化中,“6”则象征顺遂、幸运)。

值得指出的是,威尔逊对生命大历史的描述,不仅言简意赅,而且妙趣横生:“于是,没有任何确切目的,仅仅凭借着变幻无常的突变与自然选择前行,在爬行动物时代就出现了的导向系统的引领下,经过38亿年,这副包裹着盐水、两足直立、以骨骼支架撑起来的身体,终于跌跌撞撞地来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站立、行走,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奔跑。我们体液(占了身体80%的体重)里的许多化合物与分子跟远古海洋的组分大体一致。”

毋庸置疑,从演化意义上讲,目前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代表了自然选择所留下来的幸存者。它们均以某种方式揭示了演化史上的重大转变:从单细胞的细菌及其他生物个体,最终演化出人类高度的智力、语言、共情与合作能力。

而且,一如达尔文所指出的:这种演化依然在进行之中。饶有趣味的是,跟人们脑子里固有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不同,威尔逊强调指出:在生物演化史上,每一次从较低的生物组织水平迈向更高的生物组织水平(比如,从细胞到生物体,从生物体到社会),都离不开利他主义。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个悖论(即大转变的两难问题),但威尔逊坚信:这一悖论其实可以用自然选择驱动的演化来解释。这就是本书后半部分的内容。

本书余下的四章分别是:追踪漫长的社会演化过程;迈进真社会性的最后几步;群体选择;人类的故事。

在这几部分,威尔逊指出,个体间简单的合作在生物界十分普遍,早在细菌中已见端倪;而众多较为进步的物种,均展示了一定程度的劳动分工与合作。然而,只有极少数物种(不到总数的2%)达到了高度的“真社会性”,其中以蚁类、蜂类与人类最为著名。这些具有“真社会性”的类群,都占据了陆地生态系统中“霸主”的地位。

真社会性,即一个生物群体组织内分化出可育(比如蜂王、蚁后)与不可育(比如工蜂、工蚁)的等级,并有了严格的内部劳动分工。野外观察和实验室研究显示,在个体之间的生存竞争中,无疑“自私者”占上风;而在生物群体之间的生存竞争中,由乐于合作者以及利他主义者占多数的群体,总是战胜由“自私者”占多数的群体。这也就是“群体选择”理论。威尔逊指出,当由同一个物种组成的不同群体竞争时,其成员的基因就会受到筛选,自然选择就驱动社会演化向着一定方向发展。

同样,人类起源与演化历史也表明,人类迈向真社会性的路径与其他“真社会性”动物如出一辙。社会演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是群体之间的竞争,其中不乏激烈的冲突(比如部落、帮派、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常常十分血腥与残忍)。

总之,在本书中,谈及人类起源,对人类使用与制造工具以及脑容量增大等因素,威尔逊只是一笔带过,他着重强调了我们真正的优势在于人际间的合作。

诚然,在当下民粹主义抬头、风云诡谲的国际形势下,威尔逊的这本新著,真可谓适逢其时,十分值得推荐给大家。达尔文主义的精髓,不只是狭隘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还有广义上的“群体选择”;而对具有了“真社会性”的人类来说,犹应牢记:恶斗必两败,合作即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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