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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另一只眼睛看世界

作者:李大光    发布时间:2019-07-01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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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观》,[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著,方在庆编译,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18年11月出版

对大多数人来说,爱因斯坦的理论完全是个谜。公众对待爱因斯坦的态度就像对数学一窍不通的人看数学专著一样永远一头雾水。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爱因斯坦在公众眼中是伟大的——他作出了革命性的发现,而这些发现无法被翻译成通用语言。我们对这样一个人怀有敬畏之心,他的思想高远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他的成就只能由少数能够遵循他的推理并对他的结论提出质疑的人来衡量。但是爱因斯坦也并非是一个躲在尖塔里与世隔绝的人。他的性格体现在另一面:那就是对世间万物与公众的议论也十分关注。他的看法揭示在公共演说、信件以及随笔写作中。这些文章碎片构成了爱因斯坦的“马赛克画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画像是完整的。

《我的世界观》是通过其发表在杂志、报纸文章及信件、随感而发的日记汇集而成的杂文集。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这本书了解爱因斯坦的思想、科学、宗教、社会、法西斯主义、教育、美国、和平、犹太教、文化、哲学、伦理以及他对其他杰出人物,如哲学家罗素、作家萧伯纳及科学家牛顿、开普勒和普朗克等人的评论。本书以影响较大的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为底本,收录了《观念与见解》《爱因斯坦晚年文集》和散落在别处的相关文章,编译出一个独有的《我的世界观》中文版。其中有20多篇珍贵文章此前从未翻译成中文出版过。

从事科学的人可能更关注爱因斯坦在创立相对论时的思想,但是,在这本书中大约需要对相对论有比较深的了解的人才能体会到爱因斯坦的最初启迪。更多的科学文化领域的人或许对这个世纪伟人关于世俗世界的看法更感兴趣。因为他头上的光环过于耀眼,似乎遮住了人们的视线,无法得知他对世界另一面的看法。这本书因为译者方在庆从德文直接翻译并将部分未曾翻译的文章归纳整理成册,使得我们可以跨越英语以及其他语言的转译而导致失真甚至误解的区域,直接走进他的思想。

爱因斯坦并非与世隔绝,并非对其理论莫测而生崇拜之文化熟视无睹。例如该书中他给日本小学生的信令人感动。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物理学的发展引起了公众的兴趣有关。

1919年,相对论在英国媒体竞相报道,在公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1920年,《科学美国人》杂志出资5000英镑稿酬重奖说明相对论的最佳作者,奖金第一次被伦敦的专利局职员林顿·博尔顿获取。媒体的报道引发公众对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崇拜,尽管仅有极少数人能够理解他的理论。

上世纪20年代,新闻影片和无线广播成为科普新的传播方式,爱因斯坦访问美国的新闻影片是电影新闻片的重要事件。

而爱因斯坦在东亚和其他国家的科学传播活动的报道由于其传播媒体不发达而报道极少。多年后,他的旅行日记才被美国高级记者泽沃·罗森克朗兹整理编辑,以《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东亚、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1923)》的书名出版,第一版是德文,2018年5月英文版正式出版。出版不久成为亚马逊畅销书。这本旅行日记主要记载了他与当时的妻子埃尔莎·爱因斯坦前往远东和中东地区旅行中的主要科学传播活动。在此之前,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对这些地区从未拜访过。

从书中可以看到,1922年11月17日到12月29日,爱因斯坦在日本进行了为期6个星期的旅行和演讲,引发了70年前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物理学的极大热情和兴趣。在日本,成千上万的观众聚集在观众席上,听他连续三四个小时地阐述他的相对论,日本翻译将德语吃力地翻成日语给日本狂热的听众。尽管很少有人能够听懂其难解的理论,但是,满头卷发、烟斗和小胡子成了科学家的形象,也引起很多日本儿童对科学的向往和对科学家的崇拜。爱因斯坦的访日活动和演讲引发日本的科普高潮,《科学知识》杂志和《科学画报》先后于1921年和1922年创刊发行。

除了日本,爱因斯坦在香港和新加坡停留,在上海短暂停留,在巴勒斯坦进行了为期12天的访问,并在西班牙进行了为期3周的访问。

爱因斯坦在这一重要旅程中的活动、各个国家的不同反响,以及他自己对这些国家的看法与见解完整地在这本书中生动呈现。该书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已经引进版权并即将出版中文简写版本。

几个月前,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展出了爱因斯坦的110页手稿,其中许多从未公开展出过。当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爱因斯坦放弃了德国国籍,定居美国。他将自己的科学著作和个人著作遗赠给了希伯来大学。这份110页的手稿中,大部分是手写的方程式,还有几封用德语写的私人信件。在一封写给他终身好友米歇尔·贝索的信中,爱因斯坦说他为自己从未认真学习希伯来语而感到“羞愧”。

作为犹太人,爱因斯坦对宗教与科学之间关系的观点自然会引发更多的关注。在英文文献中,有1930年11月9日《纽约时报》采访爱因斯坦后发表的《宗教与科学》;1939年5月19日,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讲话《科学与宗教Ⅰ》;1941年,在“科学、哲学与宗教研讨会”上的讲话《科学与宗教Ⅱ》;1948年6月在The Christian Register上发表的《宗教与科学:势不两立吗?》(Religion and Science:Irreconcilable?)

在《我的世界观》中,第一部分的5个关于宗教与科学的文章应该是第一次从德文原版翻译成简写中文。也许随着今后的文献挖掘会有更多的相关文献出现。但是,从这些文章已经可以看出爱因斯坦深邃的思考,并得到某些启示。

“即使在宗教和科学之间清楚地划分出各自的领域,这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密切的相互联系和强烈的互相依赖关系,虽然宗教可以决定目标,但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它已从科学那里学到使用何种手段会促进它所建立的目标的实现。但是,科学只能由那些追求真理和知识热望的人创造出来,而这种感情又源于宗教领域。同样属于这个来源的有如下信念:相信那些在现存世界中有效的规律是理性的,即能用理性来解释的。我不能想象哪个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种深沉的信念。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表示这一情形:科学没有宗教是跛足的,宗教没有科学是盲目的。”他在这段话中告诫我们: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立和矛盾,理解的关键在于理性与信念。

当今科学伦理问题陷入了争议的核心。在21世纪进入生物技术高潮时代,基因编辑改变人的生命原生状态而引发公众恐惧时,公众对于科学的理解开始出现变异。关于科学伦理的最初思考大概也可以追溯到爱因斯坦。1955年7月9日,冷战期间,著名学者罗素在伦敦发表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它强调了核武器带来的危险,并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寻求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的办法。签署者包括11名杰出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爱因斯坦则是在1955年4月18日去世的前几天签署了这一协议。

获释后的几天,慈善家赛勒斯·S.伊顿提议在伊顿的出生地——新斯科舍发起一个会议。这次会议是1957年7月举行的关于科学和世界事务的第一次会议。原子武器所带来的科学伦理问题似乎更直接与明确。

重组DNA技术是生物学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迅速发展的结果。1975年2月,由保罗·伯格组织的关于重组DNA的阿西洛马会议在阿西洛马海滩的一个会议中心举行,该会议讨论了潜在的生物危害和生物技术的监管。大约140名专业人士(主要是生物学家,还包括律师和医生)参加了这次会议,制定自愿遵守准则,以确保重组DNA技术的安全性。这次会议还将科学研究更多地纳入公共领域,其意义可以看作是试图将一种预防措施应用于公众监督。

早期科学家与伦理学家对于科学的负面影响的警觉与爱因斯坦的早期警示不无关系。正如在《我的世界观》中爱因斯坦的申述:“要是没有‘伦理文化’,人类将难以获救。”

当今世界,人类已经不可能离开科学和技术,否则这个星球上75亿人将无法生存。但是科学带给人类的福祉与灾害则需要人类的“理性”,而“理性”则来自科学、来自科学家的思考,大概需要更多的具有理性思维的科学家才能真正使人类获救。(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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